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年，金山岭长城被“发现”了。提起这个“发现”，我们不应遗忘一个名字——苗济田。
      是他最早认识到了金山岭长城的重大价值。
      是他最早为保护和开发这段“无名长城”而呕心沥血，多方奔走。
      苗济田在1974年担任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后，在搞好全县各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同时，特别把注意力投向绵延在本县南部涝洼、古城川、巴克什营、营盘等4个乡镇(当时还叫“公社”)长达一百几十里的明代万里长城。他曾说：“长城是我们祖先遗留下的最大的文物，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的天职，就是熟悉长城、研究长城、发动群众保护长城。”这种意识，在当时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，应当说是很超前的。
      1978年夏天，苗济田决定对县南部的明长城进行一次全面、深入、细致的调查研究。他独自一人，背上挎包和照相机，拄上手杖，开始徒步考察长城。这一线长城，大多处在偏僻荒漠的山野，少见人影。苗济田沿着长城前行，爬上爬下，披荆斩棘，艰难地行进。风雨袭来，他便到长城敌楼里躲避;肚子饿了，就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和饼干;夜幕降临，他就到长城脚下的老乡家去寻找住处。
      一连十几天，苗济田走遍了滦平南部的每段长城、每座敌楼、每处遗址，做了详细的勘察、记录。越走他越感到长城的伟大和珍贵。尤其是到了巴克什营境内后来被称为“金山岭长城”的这段长城时，他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为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如此雄伟的长城而自豪。最后，是县里的电话把他找了回去，原来是人们担心身患心脏病、不久前还在休息吃药的文保所长会出什么以外，而把寻找他的电话打遍了长城沿线的各个公社。
      苗济田回到了县城，根据亲自调查的结果，撰写出一份《滦平县长城调查报告》，报送有关主管部门。这份报告很快被上级做为文件印发。1979年6月，国家文物局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关于长城的答复中，就曾引用苗济田的调查报告。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保护、研究长城的座谈会上，特意邀请苗济田发了言。他在调查报告和发言中，都特别介绍了后来被称为“金山岭长城”的这段长城，初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
      1978年10月，在修“大寨田”时，巴克什营公社一个生产队，了这段长城的一段残基垒坝。苗济田闻讯后，马上找到公社书记，严肃地请他通知生产队立即停止。这位公社书记并没把这件事看成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拆呗，别的地方也拆了，我们管得过来吗?”苗济田气得手直打哆嗦，知道和他争执也没用，就立即乘车赶回县城，向县委副书记报告了情况。公社书记接到县委副书记的电话，毁坏长城的行为才得到制止。
      大规模毁城时间虽然不见了，但偷取长城砖垒鸡窝盖猪圈的现象时有发生。怎样把保护长城的工作全面推开，让偏僻乡村的人们也都知晓呢?苗济田想到应以县里的名义发个布告，广为张贴。说干就干，在苗济田的主持下，不高草稿很快产生了，布告规定：保护长城者奖，毁坏长城者罚，并赋予长城义务保护员一定的权力。文稿上报到县政府，三五天过去了没有回音，十天半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。这是1979年，国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，百废待举，但保护长城的事情还没有开展，上边也从未下达过有关这方面的规定。一些领导对县里是否能自行发布这样的布告吃不准，布告的事儿也就搁置下了。苗济田想起有位副县长曾在长城一带剿过匪，对长城有感情，于是便去找副县长。这招儿果然见效，第二天，盖着县里大印的布告批件送到了文保所，不久长城沿线的乡村都贴上了保护长城的布告。苗济田经常为保护长城而奔走，人们说长城成了他的命根子。
      1980年11月，国务院几个部门组成的长城考察团来到滦平，苗济田兴致勃勃地请考察团的成员登上巴克什营境内的长城，，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这段长城的兴建过程和历史价值。还把多年来搜集到的长城文物，搬出来如数家珍地向考察团介绍。于是，才有了前文所述的这段长城被“发现”的一幕。
      苗济田后来担任了滦平县文化局局长，在修复和开发这段长城的过程中，他不辞劳苦，废寝忘食，把心血和汗水洒在长城上。苗济田先生积劳成疾，已于1996年病逝，但他保护长城的事儿，却一直在长城上下口口相传。